一点拙见
在路遥四十三年的生命长度里，他经历过人生的低谷，也因手中的笔迎来高光时刻。
当年今日，路遥去世。
和他有过深交的旅德学者金弢，回忆了一段上世纪80年代由他负责外事工作的经历：路遥在德国丢失300美元，也在那个国度，电影《人生》步入评审团的视野。
”路遥啊路遥，你干吗那么性急，干吗就这么快地走了，走得那么急，那么仓促。“
离开法兰克福，我们来西德的第一站是科隆。（那时没有德国，只有西德或东德）孟春的季节，风和日丽、蓝天白云，大地吐绿。参观完了科隆大教堂，大家心情极好，我们五人作家团，除了我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出国，更是第一次来到西方。大家互相开着玩笑，一路春风地走来，漫步在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，闲聊着接下去三星期的访问设想。
刹那间，跟风驰电掣一般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两个身着黑衣，头披黑纱、貌似吉普赛样的女人，各自手里抱着一个六、七个月的婴儿。她们飞块地靠近我们，顶着我们挤进我们的人群，突然两人双双朝右转向，冲着路遥紧贴上去，两人同时齐齐举起手中的婴儿，顶到了路遥的下巴，脸上一副悲哀可怜的神态，嘴里含混着祈求，让人下意识地马上想到这是两个百分之百的女乞丐。这种强要饭的作态，别说是第一次跨出国门的作家，就连一年来德几次的我都是见所未见。又跟风似地一转眼，两个女人同时转过身去，双手托抱着孩子，瞬间地消失了。还不到两分钟，路遥惊呼：“我的钱丢了！我的钱被偷了！”只见他草绿色的猎装，右上方的表带口，扣子已被解开，口袋盖子的一半露在外面，一半塞进了口袋。我疾步快速地朝那两个女人遁逝的方向追去。无果，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300 美元啊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，更何况是在八十年代，为了回国能买上一个彩色电视机，作家们出国前通过黑市交易拿 12 元人民币换取一个美元，而官价只要 3.5元。按当时1:12的黑市价，300 美元，要 3600 元，一个身为中国作协的正式会员、拿国家工资的专职作家每月工资还不到 100 元（参照大学毕业 56，研究生62，普通工人二级工才月薪39 元），这意味着路遥一下子丢失了整整三年的工资，而且这 300 美元是已经出了关、回国申报后可以派上用场的钱，实际具有更高的价值。那个时侯，我们的工资收入其中 80% 是用来吃饭的，此等损失将意味着路遥一家人会多久揭不开锅。那年头好的稿费一千字也只有9元，300 美元他要爬多少的格子！路遥突然变得沉默寡言，性格刹那间迥若两人。他很懊恼，万万没想到一下子丢了那么多钱；我也很懊恼，心想每个团出访总会无休止地交代大家：小心小心再小心，出门三件事，护照外汇黄皮书。作家是有个性的人，多说了会烦的，好象我们搞外事的吃了两天洋面包就比他人高明，加上我比他们都要年轻，在他们的眼里我只是一个涉世未深、初出茅庐的学生。我又烦又恨，心想：我唠叨无数遍就是不愿入耳，现在自讨苦吃！但没辙，这是我带出来的团，我得负责任，心里虽是不快，但过后冷静下来还是要我去解决问题。▲ 右起: 王愿坚，路遥，扎西达娃，本文作者。
大家离开了教堂广场去吃午饭，路遥不想吃，他吃不下。我转过脸看看团长王愿坚（《党的女儿》、《闪闪的红星》的作者），他一脸无奈、爱莫能助的神态，他也是有生以来地第一次出国，对这种突发情况没有丝毫的经验，出国前也是未曾耳闻，连象我这样多次带过团的人，也是破天荒地遇到钱被盗了。大家的情绪一落千丈，访问才刚刚开始，往下还有三个星期满满的日程，带着这种精神压力，尤其是路遥，起初兴致勃勃的旅行会很快变成度日如年。餐后回到旅馆，我拿了方便面去看路遥，他拿来烧水壶，我说：我来帮你煮吧。平常性格内向的他，谈吐缓慢、颇善解人意，此刻却变得出格的烦燥：怎么我连方便面都不会煮，还要你来煮？！我说：不是因为丢了钱嘛，想安慰安慰你，帮帮你。他转过脸直视了我一眼，神情象是在说：谁也帮不了忙。
▲ 右一为路遥，右二为德国著名作家棱茨、右三为王愿坚（《党的女儿》、《闪闪的红心》的作者）、右六为袁和平、前左一为扎西达娃、前中为本文作者,汉堡文化厅负责人。1986年春在汉堡。
离开了路遥，我来找团长，我说，路遥的情绪落到了底点，这样往下如何继续访问？但一时又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刚才席间，我曾提议大家是否凑一点钱给路遥，但我话刚一出口，自己的提议心里很快自我否认了，一则路遥出于自尊心，他说哪怕是打死他他也不会要的，这种人情债对他的精神压力太大了，二则大家手里的美元都有限，我想每一个美元都已作了安排，大家即使想帮助他也给不了多少，无法弥补路遥的损失。我们作为被邀请的客人，如果把这一情况直接反映到德国外交部去，我跟团长说，从外事纪律而言，我们必须事先请示咱们的大使馆，而大使馆必定要请示国内外交部，但最终路遥能否得到赔偿也是个未知数，而且这么来回一折腾没有一个礼拜十天的时间得不到回答。团长觉得不妥，这样把事情弄得满城风雨的，他作为团长回国也不好交代。我们的下一站是西柏林，DAAD （德国学术交流中心）派来的德国陪同小姐欧燕将在那里等候我们。她是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学生，此刻我想到了另一个办法，但暂时先没跟团长谈及，我想等到征求完了欧燕的意见后再说。
▲ 王愿坚(左三)团在汉堡，会面汉堡左派作家。左五为路遥，左一为袁和平，右一为这扎西达娃。前为本文作者。
我说：有个主意不知你觉得是否可行，想征求你的意见，如果你能同意就太好了，问题差不多也就解决了。她问是什么。
“我们的伙食费不是德方可以报销的吗？每人每顿的标准是多少？”我问。
她说：“正常情况下每人 25 马克，但是不能超出 30 马克。”
“如果超标了怎么办？”
“偶尔一两次还可以，但报销时要作说明。”
因为这件事我脑子里前后已经盘算过好几次了，所以马上胸有成竹地提出了我的方案：“在柏林的几天你把伙食费给我，每顿按 30马克的标准，就说柏林的中餐好吃，我们吃得好了一点，往下的几个城市我们可以省一点，其中两顿就报 35，就说会面了一些中国朋友多喝了点啤酒。”
我算过，一顿 150，两天有600，这样路遥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。但欧燕说，吃饭没有发票是没办法报销的，我说我想过了，发票我到中餐馆去想办法，给点小费买张发票是能行的，不然就多跑几家，把两天饭费开在一起，包括你的餐费，因为餐不错，我们就在这家店连续吃了两天。
欧燕同意了，这样做既解决了我们的问题，又保全了她工作上没出漏洞，两全其美。还有一点，我所接触过的所有学中文的德国学生，对中国有着天然的亲和力，他们无形中都会下意识地向着中国，护着中国，这种情愫往往很让人感动。
我心情轻松愉快地把谈话结果来向团长汇报，王愿坚如释重负地笑了，说自己没有一点外事经验，困惑了一夜想不出一个好招。我们当即召集全体团员在团长的房间里开了会，把决定向大家作了交代，为了解决这起外事事故，就委屈大家艰苦两天，早餐在饭店里吃饱一点，多吃点香肠。中午晚上都回饭店吃方便面。
自从第一次出访我没经验、没带方便面，碰上那次没饭吃，吃了舒婷的花生米后，以后每次出访我都带上满满一行李箱方便面，以防应急。没想到这一回为了路遥，这一行李的方便面又派上了用场。这样大家就不用捐出自己的外汇，路遥也免了欠下一个人情。
路遥性格很内向，心很重，有一点儿什么事心里总抹不开，烟又是死命地抽，他 43 年短暂的人生，抽烟和性格都是有责任的。一九九二年我已到了德国，为了生计整天十四、五个小时地忙于上课、打工养家糊口，后来做了老板更辛苦。得知了路遥的去世，心里很难过又很惋惜，他那么年轻，我不想说他多么有才，我想说他搞创作那么动情，一腔真情地、呕心沥血地写，他的英年早逝，都是因为一生事事太认真。路遥的《人生》被拍成电影上演后，是国内文艺界一个热议的话题。本来中国电影走出去是文联的职责，与我作协无关，但莫言的《红高粱》和路遥的《人生》都是我国在柏林金熊奖的力荐之作，这回小说的作者本人将访问西柏林，自然是文化接洽的极好机会。我们事先联系好了金熊奖评委，约好带上电影《人生》，毛遂自荐。因影片尚未译成德文，我从小西天电影厂调来录像带，在单位试了一回同声传译，我们要在电影正式翻译出品前先给评委会一个 “Vorgeschmack”，我当时信里就是这么写的。后来因发生了一些大事，好多好多的文化、文学项目都夭折了，我不评说什么，只想纪录下一段史实。历史事件的发生怪不了谁，只能说是历史的本身。当时我已到了慕尼黑，一夜间人们把兴趣都转向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政策，不然慕尼黑汉莎出版社早就付梓印行了莫言的《红高粱》及其他小说。
那天下午，我跟路遥单独去的电影馆，一位长者老板和蔼可亲，身边带一个中德混血的男翻译。路遥作了影介，很快这个男翻译对路遥的陕西口音发生困难，很多地方路遥必须改用另一种表达方式，为了谈话的顺理进行，时而我不得不介入。是评委抑或电影馆的其他人员一共来了十几号人，那位翻译提出他听力有困难，同声传译还是由我承担。电影馆的音响、影像设备一流。对同声传译的操作程序我不陌生。（85 年秋我作家团出席南斯拉夫马其顿国际诗歌节，我做过一次同声传译，是英中对译。）今天的电影因为我事先看过一遍，有些情节知道了下文的场景，心里有了准备译起来就会轻松得多。我自信我的传译是成功的，从观众的表情上看得出来，他们跟着情节走，为电影的内容所打动，看完后大家还默默地静坐了一分钟，消化着电影里的情节。
▲ 电影《人生》主人公高加林、巧珍
快临近告别时，让人出乎意料的惊喜出现了：老板要付版权费，说刚才不能白看了这场电影。八十年代的西德富得流油，我们当时连奖学金都拿不过来，第一个还没结束，第二个已经来了。德国法律规定不能同时享受两份奖学金，要跟第二个基金会商量推迟三个月；加之西德人又非常的 gentlemanlike，施舍心很强，他们对我们是很友好、很礼貌、很客气，但这种友好帮助不是在一个平面线上，是一种居上临下、俯瞰式的友好，是一种施舍、同情甚至可怜。但作家们为了回国能买上个彩电，也就不去分析那么透彻了，权当不懂。我一听说还给稿费，手里也没什么可回谢的，就把那盘录像带权作礼物留给了老板。老人出手宽绰，我们正急需外汇，也不客套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就如数收了。我们的团队又增添了几百马克的实力，路遥的问题彻底解决了，让他私下留住了稿费，我跟团长讲好守口如瓶，就到此为止，算是一次意外之财，回国不再提此话题。路遥的失却已经补全，全团恢复了良好的情绪，我也补救了差一点捅出的篓子。那天团里的热情很高，不光我们解除了淤积心头的阴影，而且陪同小姐准备晚上带我们去 Disco，团员扎西达娃，历次出访团中唯一的一个比我年轻的作家（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），住到了阿克曼家里去了（《沉重的翅膀》的德文译者，后任歌德学院驻京院长）。心情感到了轻松，我们喝了啤酒，路遥平常不喝酒，那晚他喝的是啤酒还是饮料已无法记忆。路遥难得地提出了请求，希望外联部能安排他去一趟苏联，他要亲眼看一看自己崇拜一生的保尔 · 柯察金当年亲手筑成的西伯利亚大铁路；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——这部影响了几代人的世界名著：“我们年轻时代读得爱不释手、废寝忘食，已记不清来回读了几遍了”，路遥说。
借着出国几天来久违了的欢快时刻，我们回顾了白天的电影，谈到了他的小说《人生》。他情绪好了，话也多了，说小说《人生》其实只是个提纲，当时只因急功近利，需要稿费等米下锅，同时也为了急于出名，发表有些过为仓促。现在回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历该写而没写进去，想把《人生》改写。我一听马上说：“不行不行，千万不行，《人生》是你的出世之作也是你的成名作，这块奠基石万万不能动，我在北外读大四时就听你的小说广播，多感人啊，高加林是我终生难忘的人物。你如若心里还有要写的，还不如另起炉灶，再写一本。”也是因为对这一人物的膜拜，四年后读研结束，我到了作协有机会认识了作者本人，心里一直想着无法释怀的疑问：
因为跟路遥有过共同的知青经历，我们很多话题一拍即合。几天来的风雨同舟，彼此有了很多的了解，关系也变得亲密，加上我们还齐心协力共同克服了困难，象是已成了患难之交。
因喝了酒，谈吐变得随意，我情不自禁地出言一句玩笑：“路遥，巧珍儿那么好的姑娘，你当时怎么忍心把她甩了？”
没想到路遥神色顿时黯然，又恢复了昨天的悲哀，他的心灵回到了他知青年代的记忆，他又跟巧珍儿紧紧相挨在一起。他不觉潸然泪下，痛苦得难以自拔。
对一个作家而言，自己的人生本来就是一本小说；人生只有一回，写自己能写成功的也只能有一次，人生的顶峰也只有一个。就象初恋，也只能有一回，过去了不会再来，终生就这么一次。
之后来德国我听说了他的新作《平凡的世界》；后来又读到了相关的书评，有人说看了《人生》就没必要再看《平凡的世界》了，情节如出一辙。难道是路遥真的改写了《人生》，抑或扩展了《人生》，才有了后者？我没读过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没有发言权。但我确信：
有的作家一辈子能写很多很多的小说，象莫言，因为他的小说都是在写别人; 也有的作家一辈子只能写一部小说，一部真正的、属于自己的成功之作，他永远在写自己，象路遥、古华、鲁彦周，因为人生只有一次。
2019年11月15日易稿德国慕尼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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